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管是想研究那段历史，还是只想了解那段历史的人，这都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最近利用闲散时间重温这段历史，分享我的一点看法，算是我重读这段历史的一个读书笔记吧

阶级文化大革命，通称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场全国性政治運動，于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间发生在中国大陆境内^{[2][3][4][5][6]}。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之一，始于1966年5月16日出台的《五一六通知》^[2][7][8]，因其时间长达十年之久，且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故也被后世称为十年内乱^[9]、十年动乱^[10][11]、十年浩劫^{[12][13][14][15]}。此前，三面紅旗运动的挫败造成了数千万人在三年大饥荒中死亡^[16]，作为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17]。中国官方认为，毛泽东此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而发动文革^[3][18][19]；也有学者认为，毛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协助下发动文革，以“反蘇修、反美帝”为口号，以革命名義攻擊“走资派”，尝试重回黨核心^[20][21][22]。文革在此後的一兩年内達到高潮，红卫兵在中国大陆进行全方位的阶级斗争^[23]，造反派大规模夺权、建立革委会以取代党政机关，公检法体系被摧毁，大规模武斗导致全面内战^[24]，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達到顶峰^[25][26]；此后“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政治运动席卷全国^{[27][28][29][30]}。中共右派及温和派人物权力多遭剥夺，民间黑五类及子女则遭到广泛迫害，而当政极左派互相争权内斗、導致原定接班人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死亡，党内四人帮势力逐渐扩大^[3]。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被废除，平息了之前的争议，“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等继续文革的内容被写入《七五宪法》^[31][32]。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于北京怀仁堂一举粉碎四人帮，持续十年的文革结束^[3]。

据不同学者研究估计，十年文革导致的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数，约为200万到2000万不等^{[33][34][35][36][37]}。从北京的“红八月”起，诸多地区发生了大屠杀，包括广西文革屠杀（及大规模人吃人事件）、内蒙古内人党事件、广东文革屠杀、云南文革屠杀、湖南文革屠杀等^{[38][39][40][41][42]}，亦发生了二十世纪世界最重大的人为技术灾难“河南‘75·8’水库溃坝”^[43][44]。文革期间的武斗以及官方鼓励的批斗、抄家及告密等过激行为，使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淪亡^[45]、整体经济受严重影响^[46]、受迫害人数以千万计^[33][47]，亦有大量文物古迹在“破四旧”中遭红卫兵破壞^[48][49][50]。众多中共中央領導人被视为走资派而遭迫害，如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十大元帥彭德懷及賀龍、政治局常委陶铸等人被迫害致死^{[51][52][53][54]}，鄧小平、陳雲等人被下放，習仲勳、薄一波等人被打倒監禁，半文盲农民陈永贵则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55][56][57]。此外，中国的科研教育也受到重大冲击，知识分子成为被首要打倒的对象之一，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受到广泛的批判和迫害^{[58][59][60][61]}。“两弹一星元勋”中，姚桐斌被毒打致死^[62]、赵九章受迫害自杀身亡^[63]，其他著名知识分子如老舍、梁思成、傅雷、熊十力、田汉、翦伯赞、吴晗等也受迫害身亡，钱学森等少部分人则因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于1966年特别列出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而受到保护^[64][65]。与此同时，文革期间高考停止，上千万知识青年进行了上山下乡运动^[66][67]。

文革结束后，历经一連串政治鬥爭，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共中央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启动改革开放，并修订了《八二宪法》，而文革期间掌权的極左派下台后则多被整肅^{[68][69][70][71][72]}。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选举胡耀邦接替华国锋出任中共中央主席，并通过《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公開全盘否定文革，并将其確立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造成全面而嚴重的危害」^[73][74]。2016年，文革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再次強調要全面否定文革^[75]。2021年11月，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决议》中保持了堅定地全面否定文革的措辭^[76]。

至今，文化大革命的部分问题和对毛泽东的评价在世界各地仍然具有极大的争议性，包括文革遗毒残留，而中共并未彻底清算文革、同时限制反思也一直饱受批評^[77][78][79]。中国的毛左派和新左派人士认为文化大革命在改革开放后被人为的妖魔化，而自由派人士则认为毛泽东应该对文革后果负主要责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斯大林模式作為中國國家建設的藍本^[85][86]。1953年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人滿懷信心以斯大林模式的蓝本進行中國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時，赫魯晓夫領導下的蘇共開始全盤否定斯大林，國際反共和去斯大林化的呼聲迭起，中國受到蘇聯及美國的全面國際孤立。毛澤東遂以反右、階級鬥爭擴大化、防修反修重新捍衛斯大林模式^[85]。

自由派观点认为，毛澤東的經濟政策在大躍進中遭到慘重的失敗，結果是數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之後大權旁落，他不甘權力被架空加上恐懼死後，因為經濟的慘烈失敗，如斯大林一樣被黨內同志清算，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奪權^{[20][21][22][87]}。左派观点认为，中共通过五年计划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后，由于在经济建设工作中照搬苏联经验，体制上存在等级工资制与干部特权等问题，故毛泽东希望通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反右运动”等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削弱行政官僚摄取的工业化红利^[88]。随着政治体制自身改革的失败，中国官方观点认为，毛泽东决定发动由体制外民众力量推动的“文化大革命”来对抗官僚主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1956-57年，毛泽东等人发起了“百花运动”、“反右运动”，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90][91][92][93]}。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讲到“所以，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94][95]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也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会上，毛泽东对反冒进进行了公开的批评。毛泽东认为，“党内的一些高层领导人之所以敢于向他提异议、反对他的冒进思想，就是因为反对个人崇拜而损害了他的个人权威。”^[96]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行。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的领导也不成。……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96]

大跃进及大饥荒

主条目：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庐山会议和反右倾运动

大跃进运动大炼钢铁

1957年底，“大跃进”的口号被正式公开提出^[97]；1958年，“人民公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98]。1958年11月，在准备和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反复号召全党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为澄清“大跃进”中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四级党委的委员认真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每本用心读三遍。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1959年开始，中国大陆进入了被官方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或“三年经济困难”的时期^[99]。在该时期，粮食产量严重下滑，全国大部分地区陷入饥荒之中，中国经济遭遇严重困难。官方表示，这期间有许多人“非正常死亡”，据各方估计有1500万-5500万人死于饥荒^{[16][100][101]}。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作了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强调权力要集中在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由他挂帅^[102]。1959年上半年，在学习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毛泽东把学习的重点转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上。毛泽东在所列“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第一条即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103] 1959年7月，五省干部开始学习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104]。

中国大陆人口数量变化图。可以看到在“大跃进”期间出生率的大幅降低和死亡率的显著提高

1959年7月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通过《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105]。庐山会议原本是要整顿在1958年大跃进中出现的极“左”错误，但是在会议后期出现了分歧。7月14日， 国防部长彭德怀写了一封“横直是写给主席自己作参考的信”，给毛泽东，批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要阻止斯大林晚年的危险”^[106]。彭德怀的批评意见与一年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意见十分相近，而当时中苏关系已经破裂。毛泽东收到信后分发给各小组讨论，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多人都表示赞同。7月23日，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意见的毛泽东，经权衡党内具有压倒性趋势的肯定彭德怀的意见，认为信件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向黨进攻。毛泽东怒责彭德怀：你是反中央”。7月12日張聞天同住在旁邊的彭德懷說“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这成為了彭、张谈话一个重要把柄。胡乔木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错误方面，这是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恶毒的污蔑；胡乔木引述恩格斯《论权威》中的相关文字，说明党需要领导者个人的威信，是党和人民宝贵财富，必须保卫，决不能破坏。这显然是指要维护毛泽东权威而言的^[107]。庐山会议至此峰回路转，开始批判所谓的“彭德怀反党集团”和右倾。会议结束後，彭德怀被罷官，宣布彭黄张周为“反党集团”，一批同情彭的意见的干部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各地党的地方委员会先后召开常委会、党委书记会、党支部书记会和工业战线上的党员厂长、支部书记会，传达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两个文件，采用大放大鸣大字报的方式，揭发、批判右倾问题。参加“反右倾”斗争的党员，从领导开始，个个作自我检查，搞人人过关，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提出的不同看法，作为右倾情绪加以批判。^[108]

1959年1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召集了九次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学习讨论会，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问题时指出：“教科书没有分清专政和民主的方法，没有明确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只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组织群众、教育群众。把国家组织和教育群众的职能叫做‘专政’，那么就可以对群众粗暴了。专政只能对反革命。从国家职能的发展趋势来看，专政的作用越来越少，组织教育的职能越来越多。国家专政对内的作用越来越缩小，组织教育群众的职能一万年也有。”“教科书说：‘社会主义社会根本就没有阶级对抗和民族对抗，它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这里只讲一致，不讲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无冲突，但可以减少冲突，预防冲突。没有对抗性矛盾，处理得不好，也会冲突起来的。”“社会主义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这是对长期的共产主义而言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几十年或者更长些，而共产主义可能有几万年、几十万年。这样看，思想就解放了。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利用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斯大林同志在两个问题上，扭扭捏捏。一是矛盾问题，讲社会主义有矛盾，好像心虚得很；一是对采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问题。他对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剩余劳动时间，不讲有盈利。现在教科书承认了剩余劳动时间，不承认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自然，剩余价值的形式和性质都发生了变化。劳动力的本质不是商品，也还是采取了商品的形式。剩余价值是有的，但不是个人占有，是社会占有，或劳动者集体占有。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回避了，反而讲不清楚。”^[109]1959年12月，毛泽东组织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毛泽东与农村人民公社的社员握手（1959年）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的“共产”风、浮夸风，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110]。公社开始退还社员自留地、粮食、房屋、农具、家具、生猪、家禽。1960年8月14日，李维汉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为六个民主党派的中央全会扩大会议所举行的报告会上讲话指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向工商界、知识界和各民主党派成员提出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需要，同时也提供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的可能和条件。希望我们大家不做一个言行不一致的自由主义者，而做一个毛主席的老实学生。”^[111]

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指出，在1960年，中國大陸人民继续高举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三面红旗，在1958年和1959年大跃进的基础上，取得了国民经济继续跃进的胜利^[112]。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由于毛泽东的态度，会议报告对经验的总结，就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进行。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刘少奇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1962年1月，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决定这次扩大的会议参加者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省、市（地）、县、重要厂矿的负责干部及解放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共7078人，又称“七千人大会”。会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对三年大饥荒的成因，公开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115]。1月18日，彭真在发言时称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彭真接着说：“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是东海的水，拉走几车，还有那么多。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省市要不要把责任都担起来？担起来对下面没有好处，得不到教训。各有各的账，从毛主席直到支部书记。”^[116] 而1月19日会议一开始，陈伯达就抢着发言，称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后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都在这次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讲话，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承认中央犯了主观主义和脱离群众的错误。毛泽东提到了国家变修的可能性，他说：“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的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註 1]}

刘少奇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1月27日刘少奇在向大会解说出现经济困难的原因时，提出“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七千人大会闭幕后，刘少奇在整理他的口头报告时，情绪很激动地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10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118]1月29日下午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于在大会上发言指出：“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

七千人大会以后，2月21日至23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集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专题讨论1962年国家预算和整个经济形势，被人称作“西楼会议”。在会上陈云做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刘少奇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会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119]

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对中共和国家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对党、政、军日常工作进行决策和处理。毛泽东在经济领域退居决策二线^[17]，包括中共中央副主席兼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与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在内的一些决策者改变了大跃进中的一些政策，部分恢复大跃进以前的体制，解散公社，实行三自一包。1962年上半年，各地出现了有关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做法。毛泽东批评分田到户、包产到户的主张，是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表现，是刮“单干风”。1962年7月，毛泽东对刘少奇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120]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五人不参加全会。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毛泽东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会议根据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批判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把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1960年以来中国大陆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形势所作出的估计，说成是只讲“黑暗”、不讲“光明”的“黑暗风”，是右倾机会主义；把有些地区为了反对平均主义而采取的包产到户等生产责任制和邓子恢等支持这种责任制的意见，视为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彭德怀为了澄清1959年庐山会议上强加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按照党的组织原则，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写信申诉和为受错误处分的干部平反，视为“翻案风”、“平反风”，是对1959年反右倾的“一风吹”。会上，康生首先提出，李建彤写的历史小说《刘志丹》有严重政治问题，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曾为小说《刘志丹》提出过意见，是利用小说反党，为高岗“翻案”，是个“反党集团”。^[121]全会接受了毛泽东关于阶级、形势和矛盾的基本观点，并将它写进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公报指出：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外国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122]

公报还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

在中苏论战期间^[123]，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对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评论，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权力，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在第九评中总结了十五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二条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963年，在與歐美共產黨爭論激化的同時，國內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称“四清运动”，口號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到了第二年，林彪便號召軍隊學習《毛澤東語錄》，「突出政治」。四清运动被视为文革的预演

在中苏论战期间^[123]，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中共中央连续发表九篇对苏联共产党公开信的评论，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篡夺了苏联的党和国家权力，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并在第九评中总结了十五条反对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其中第二条说：“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1963年，在與歐美共產黨爭論激化的同時，國內也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称“四清运动”，口號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到了第二年，林彪便號召軍隊學習《毛澤東語錄》，「突出政治」。四清运动被视为文革的预演^[51]。

文革的舆论准备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会议期间，陈伯达等人起草了《中央关于撤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的通知》。^[124]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被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者篡夺了^[125]，据此毛泽东提出的所謂“四个存在”理论^[126]，即“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发展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127]。

1966年5月5日，毛泽东会见外宾时说道：“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